狄百瑞就中心宋明理學的傳統討論中心思想中的自由主義特質。書中論及新儒學「學以為己」的個人自發色彩，其強調自得，相互激勵等價值的教育思想，以及明代知識分子自任於天下的責任感，認為黃宗羲正代表了這種自由主義特質的新綜合。在最後一章中，狄百瑞並討論這種自由思想在當代中國所遭遇的困境。

作者介紹
狄百瑞(William Theodore de Bary)

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梅遜講座教授，專研新儒學、東亞思想與宗教，1969年榮膺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會長。他不但是一流的學人，且是一流的教育行政長才。其著述不輟，質量皆富，在50–60年代傾力投入到新儒學之前，編寫了一系列有關東方文化與文明的重要著作，有關出版成為英語世界對中國乃至整個東方思想研究的分水嶺。
譯者介紹

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系列總序（金耀基）  vii

迎狄百瑞先生來新亞書院講學（金耀基）  xiii

譯後贅語（李弘祺）  xxv



引言  1

第一講　人之更新與道統  13

第二講　朱熹與自由教育  27

第三講　新儒學思想中的個人主義  57

第四講　明代理學與黃宗羲的自由思想  91

第五講　自由主義的局限  123

第一講　人之更新與道統

一般的新儒家思想，尤其是「道學」，是在北宋（960－1127）的偉大改革運動中興起的。在政治上，這些改革運動在王安石（1021－1086）決心推行「新法」（或新制、新政）的努力中達到了高潮。但是，此處的關鍵是「新」這個字，因為「新」似乎與宋代那種顯著的復古主義理想所表現的傳統相扞格，也就是説與那種認為應恢復古周制，於十一世紀的宋代實行的想法相衝突。但是事實上，這裏所表現的是因襲與革新齊頭並進，而非背道而馳。王安石之所以援引儒家經典，特別是《周官》來作為他激進改革的理論基礎，是因為這種形態的傳統提供了他攻擊現存制度的有力理由，而不是因為他的新制與《周官》書中相傳的典範有任何近似之處。

王安石感到必須替《周官》寫一本新的注解，並稱之為《周官新義》。這個書名頗有啟示性，正證明了當時人是努力於將傳統拿來作創新的運用。對經典的再詮釋援引了新的批評方法，以新的經學主張來為改革的目標效勞。因此，「復古」的主張恢復了，而三代的「聖王之道」也在實踐中變成新的可行之道。

王安石在追求他的目標時，雖因其所採用的權威式的做法與獨斷的態度而為人詬病，但是王安石深信從古制中可以尋獲新制的基礎，這一點在他同時代的大儒中則並非特例。例如哲學家程頤便曾用近似詹森總統（Lyndon Johnson）的「大社會」（Great Society）的詞彙，説在他們那個時代，需要大改革以興「大制」或「大利」，1其語氣之堅定稍不遑王安石。程頤在政治上舆王安石水火不容，但在引經據典以證明自己思想所具有的權威性這一點上，他與王安石一樣地獨斷。這種情形對王安石和程頤而言，都是很可能發生的，因為他們都認為「道」並非僵死於過去，反而對人類新的境遇兼具生命力與適應性。

宋代儒學中鼓舞這種想法的一個支派，就是對《易經》的研究。《易經》的繋辭傳特別強調「道」具有生生不已的活力與創造性。對道學早期的大師程頤而言，這個觀念正好與佛教以「變」為無常、以「道」為了脱生死輪迴的看法構成對比。《易經》書中所呈現的儒家形上學對於道提供了一個正面的看法，認為「道」永遠可為人類所理解，也永遠能適應一般人的需要。因此，在程頤的新古典主義思想中，再現與再生乃成為重要價值。真理可以直接從經典中找到，而且當下可以應用到人生的再生之上。程頤很有自覺地説，大學之道「在新民」。程頤以「新民」取代古本的「親民」。2朱子在《大學章句》裏，十分強調「自新」這個觀念，認為它是更廣大的人群之再生之基礎。接著，元明兩代早期新儒學運動的動力就深深地植根於這個觀念上，因為這項社會新生的希望，正是建立在朱子對於人的道德性與個人完美性的新詮釋之上。3

如果我們把歷史的「進步」觀當作是朝向某種更新階段的直線發展的話，我們便不能認為以上所説的強調再新或革新的説法一定是一種歷史「進步」觀。它的「新」正如新年或春季的再生，這種再生也許包涵了演化的過程，但是它不一定就非有演化不可。我們也不可以把這裏所説的「活力」（生）或「創造性」（新）理解成西方的「原創性」（originality）一樣帶有西方人所重視的極端獨特性的意味。「生」（活力）或「新」（創造性）是建構在對人性之相同的強烈信念之上的，因此程頤的「新民」是以人類所共有的仁道為其立論之基礎。

不過當程頤在論及人之修道時，他頗承認某些人物曾作出突出的個別貢獻。誠然，如果不是由於少數這種人物的慧識與獨立的努力，聖人之道可能已經完全絕滅了。這些少數人物當然包括孔子、孟子。但是，程頤認...